民国二十四年涨大水是什么情况？
1935年6月初，中国长江上游地区连日暴雨，到6月9日，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涪江等长江支流发生洪灾。重庆各河流均超过历史上最高水位，不少地方出现塌方、走鸭、倾覆事故，民众死伤无数。8日，国民政府电请四川省长刘湘派人查勘岷江、嘉陵江工情，严防溃堤。后来由于江渡水位过高，载运困难，上海、杭州的各轮船公司，均停开上下江航线。
这时，长江上游发生百年罕见的特大洪峰，几乎毫无防备的成都一片狼藉。刘湘急忙电请中央航空学校飞运包米慰劳官兵，并电蒋中正总统急拨200万元救急。但最危险的还是重庆，宋子文、孔祥熙携巨款赴欧，路过这里投下100万元，徐永昌委员长路过又投下100万元。
国民政府内迁时，在空军司令部成立复兴委员会，处理西南经济建设事务。这时，成都灾情严重，蒋介石急调复兴委员会秘书长李仲辛飞成都，负责接办各种紧急赈恤事宜，并电令重庆当局准备船只运送大量粮食。
7月3日，第19路军参谋长章炬如奉蒋命到鄂西视察，回渝后向黄濬报告，据他说，这次水灾完全由于河堤管理不良所致。他建议组织特别审判会，判决河工失职人员死刑。这种建议得到众多人附和。
8日，南京政府明令免去四川省长江河道局局长江宗禹、副局长杨永澄、邓伯昭的职务，并发抚恤费30万元办理灾民救济。
国民政府社会部部长何应钦奉蒋介石命令，8日乘飞机到成都视察灾情，9日召开救恤会议，决定由社会部及四川省府分别举办灾民救护及临时救济，在国民党的控制下运作。
11日，成都各界成立市民委员会，以胡季昂为主任，张如柏为副主任，负责接收、稽勘、分配物资，受国民政府社会部指导。
12日，成都大逃荒，饿殍遍野，遍地都是死尸。民众自发地互相援助，将死者殓以蓑衣，草席包裹，葬于东郊万寿山。
14日，国民政府财政部拨300万元给教育部，作为救济川陕甘学生之费。
29日，国民政府社会部又拨25万元给教育部，作为救济西南学生之用。
9 月，国民政府任命陈伦卉为四川省府财政厅厅长。陈到职后，在检查省内各县粮库时，竟将泸州、江津、秀山、隆昌、富顺各库多余粮食100多万石批交成都明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存放，经重庆市社会局要求交还，被陈以该仓积谷系经四川省府依特别市条例转征者，不为市府所私卖为由，拒不交粮。
这个“特别市”就是汪伪政府控制的“中华联合国民政府”所设的“特别直辖市”。以“中华民国“国务院”名义于1940年10月10日公布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将首都南京改为“特别直辖市”。以此名义，南京日伪组建伪“南京市社会局”，并将伪“市政府”附设于该局之下。该局局长韩萃中，副局长顾洪福。该局设有总务、政训、社会、民政、工务、计统、审计等7个处和会计、教育、统计3个室，并有侦防、警务、卫生、福利4个科。伪“社会局”直接控制下的南京市国民公益工会，“负责指导全市慈善、福利、救济、慰劳、慈幼、教养、老人、福利事业，以及指导救济、保婴、保护、慈悦等工作的推行，并负责编查地方志略”。
该局按日军部署分设13个调查室，控制全市社会各方面。又设“社会事业管理处”，负责管理“社会局”附设的各项事业。在伪“社会局”的领导下，还有许多附属机关，如“社会局慰劳委员会”“社会局贫女补习学校管理委员会”“首都护婴委员会”“首都贫儿院管理委员会”“首都贫儿院理事会”“首都工业俱乐部理事部”“首都女工训育所理事部”“首都生活辅导俱乐部理事部”“首都工人俱乐部理事部”“首都教师休养所理事部”等。这些附属机关都受“社会局”指挥，“以谋各该事业之健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