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变是谁的作品？
《通变》是唐代刘知几的作品。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他是一位有正义感和实际政治经验的史学家，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在《史通》中批评执政的武则天及其臣僚，表现了不畏权贵、敢怒敢言的斗争精神。在唐代史学研究中，刘知几以“史辨”见长，发展了史学批评的理论；同时，他又是唐代史籍目录整理的集大成者。
关于刘知几的生平，史料缺乏。根据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中的记载，刘知几出生在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卒于先天二年（公元713年），终年六十七岁。但是，史书上也还有刘知几生于永徽元年（公元650年）的说法。由于资料不足，难以得出确切的结论，只能根据刘氏著作中所引用到的某些典故来确定刘知几生于永徽初年，则高宗即位后几年。刘知几死于玄宗即位之初的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他终年六十多岁，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处于武则天的统治时期。
刘知几一生著述繁多。史书著述有杂史类《永徽实录》二十卷、编年体《史迹》三十卷、《史纲》《唐历》十二卷、纪传体《先唐历》三十卷，还有为《三教宗》《三国春秋》撰序，以及《杂史》三十篇、《忠志堂别集》十卷和十卷。其他著述有：《两汉书议论》十卷、《昭明文选辨正》二十卷、《文心雕龙注》三十卷、《杂文》十卷、《史通》二十卷、《龙经》一卷。刘氏所撰述或参与撰述的，还有《史博物志》《古史》《昭明文选》等。
刘知几的学术思想，在其史著中有着明确的反映。他史学著作的思想基础是“以儒学为根柢，兼重诸子百家及佛教，但以儒学为主导，尤重礼学。”他提倡“文章要宗经”，而所谓“宗经”就是“宗法尧舜，宪章文武”（《补正司马昭字议》），把儒家学说和《六经》奉为最高原则和规范。他反对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说法，把修史局限在儒家经世致用的立场上。
他对儒家经典也作了新的解释。他赞同荀子“人性恶”的观点，而反对孔孟的“性善说”，但承认“人之质，有刚柔善恶”，“刚柔善恶，系于命，非人力也”（《史通•内篇•杂说上》），而“圣人化导，仁义继轨，礼乐作焉，而人几乎于为善矣”，这就把人性与善恶相联结起来。在刘知几看来，人是既有本性善恶，又受圣人化导的两方面的统一体，是“恶”可以转化为“善”；“善”也可以变为“恶”；而“性为善恶”，则“非人力”所能“使”。而“仁”“义”等则是可以“使”的。但是，他并不是像法家的韩非那样主张“循天理，去人欲”，而是要人们“去其恶”“去其妄”，以“导其性”，即通过对“伪恶”的否定达到真正体现人的“刚柔善恶”，而实现“仁”和“义”的目标。这就是刘知几关于“人性”观点的逻辑基础。
刘知几的史学思想是建立在儒家学说基础之上的哲学世界观。刘知几认为儒家经学家所撰写的《春秋》“褒贬善恶，抑扬善恶”、（《书（春秋左氏传）后》），体现了“天人之际于道德之和”（《史通•内篇•探赜篇》），史书有“经世之大略”（《史通•内篇•叙事篇》）。刘知几肯定《春秋》的褒贬手法，即对“善”“恶”“抑”“扬”的反映是符合“道德”和“天理”的。他之所以要把司马迁的撰述思想归结到“经世之大略”上，也是因为他把“经世致用”当作史家的最高任务。刘知几提倡“文章要宗经”和“史家为文”，即以道德文章教化人和史家著作必须体现儒家学说，是“经”学说的在史学中的运用。刘知几在史学上肯定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认为帝王之废兴、“天下治乱和灾异，“有国家者，可不慎欤！（刘知几《史通•内篇•疑古》）他反对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和“究天人之际”，把史学局限在对古代历史的研究和记述。刘知几“史学为经学”是建立在孔子“述而不作”和董仲舒“天人感应”哲学基础上的，他主张历史是“经”（“道”）的具体体现，史家“述而不作”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历史评价和总结。历史著作是历史的总结，而不是凭空产生的。在记述中要揭示历史的发展趋势，“明得失，辨是非”，为现实服务。刘知几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使他成为与司马迁史学有着同样现实主义精神的人。但是，他的史学思想与司马迁比起来就有很大的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