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不猴是老件吗？
这几年，清三代的瓷器，从官窑到民窑，非常流行。可是，从宣统到康熙的瓷器，却少见有人追求。我们常见的是“乾隆样式”，“到代康熙”反而显得难能可贵。其实，在民国时期的古董店里，也摆放着许多从宣统到康熙的瓷器，只是由于年代尚近，大家的兴趣点不在其中而已。
在众多的民国瓷器中，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品类—— “三不猴”。所谓“三不猴”，指的是蹲在梅枝上的三只在形态上不同的猴子。在梅树上，第一只猴低头寻梅子，第二只猴弯腰摘梅子，第三只猴抬头观梅子。由于有“青梅竹马”一词，因而“三不猴”常常被解读为一对年轻人的爱情典故，“摘梅之人”代表对“青梅竹马”恋情有所发现的人，同时也暗含有挑明此隐之情义。
“三不猴”亦指不为金钱、名利和女色所动的人。最早见记载的是清代文学家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回中所言的三不僧。清代嘉庆年间，有两位和尚旅游到此，一个对琴，一个对棋，各有专长，但性情孤傲而不受贵人挽留。有个老僧知道两位和尚心存高远，就赠送给他们对联一副：“佛经高僧，从来不易得；梅花开过，仍是梅花主”，鼓励他俩继续追求自己的理想。这一故事后来演变为“对棋僧”、“对琴僧”和“不卖狮子尿” (梅花开过，仍是梅花主)，来赞扬不轻易受人聘请和不肯同流合污的君子之风。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二回里写了“三不僧”，而到了第五十四回，又写了“三不猴”：“三只母猴，俱披着发，赤着肚，抱着个雄猴的背脊。”不过，这里的三只母猴并非在一只梅树上，而是三枝梅花上。到了清代中后期，文人们把梅树下或枝头站立的三只猴想象成“三世”，因而，“三不猴”又被赋予了儿孙满堂的祝福之意。
宣统元年（1909年）上海天乐社刻本《嬉春碟抄》中说：“（梅枝上）立着三只冬笋般的小猴，其一正捧仙桃，一正采撷瓜果，一正作呼唤之态。”
1945年4月20日上海《益苑》第三十六期发表沈起字雁水的《梅上三猴》，文中写道：“近见有古玩商在推销三代瓷，其中有一种青花梅竹仕女瓷屏，画面上梅枝高挑，站着梅雀、梅莺、梅鸠三姐妹，姿态各异。雀莺鸠皆为白眉黑身，尾翎细长，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沈起字雁水，名绍洛，上海大夏大学经济系毕业，曾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室主任，《解放日报》副刊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任职于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1947年12月上海《现代青年》笫26期发表《最近三十年来的美术》一文中说：“在近代发明的东西里，只有中国竹木雕刻，中国字，日本笺纸，日本浮世绘，西洋绘画，西洋钟表，还够得上称美术品。……西洋的玻璃器皿，中国商人的印盒，日本人的茶碗称得起装饰品。但是，艺术品和装饰品的分别并不大。现在外国的玻璃瓶里，日本的中国货也很多。倘若有人喜欢买一些算起来数目太多的中国东西，那只有去征求在外国留过学的现在在北京的青年文学者的美谈了。据云：他们买中国小摆设品，非名牌不用，价格不论，要的是那种样式！……”从这段文字中，可看出当时社会的流行倾向和人们对“三不猴”的看法。
1953年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北京市郊区金石考》载：“又一罐内有瓷板一块，上绘三猿，首尾相接，乃清中期之品。”
从存世情况来看，“三不猴”绝大多数绘制在瓶身上，仅见有镶嵌在床上或石碑上的例子：1956年北京市文物局从民间收购一件清代后期枣红釉三花竹节花瓶，高44.5厘米，底书“大清道光年制”六字篆书款，此瓶在清代即视为珍品，为现存尺寸最大的一件。花口，花瓣微微向内卷，显得特别柔美。花纹呈连续性的菊花形，线条粗细不变，勾勒非常有力；叶上阴纹刻叶芒。竹节轮廓分明，比例适度，每节上有卷毛。釉色淡紫，不滴流、不开片，有玻璃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