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布匹多少？
清代以前，中国丝绸年产量10多万匹，而清代年产量达250万匹以上，约相当于前代的25倍。清代丝绸的主要产地，在浙江、江苏、江西、山东等省，其中以浙江的杭州厂产量最大，江苏的江宁和苏州厂次之。清代，从事丝织业的业户很多，据光绪《乌县志》载：“蚕桑为慈城镇第一等农产，有田者必植蚕，少田者卖蚕，至蚕乡人家女无不纺绩者，男则课读织作，通宵达旦，冬月燃豆篝灯，昼夜不灭。”杭州地区的业户更多，“乡人(指杭州人——作者)女红，勤勤亦苦。春末夏田，妇子浴于溪，男妇于河中汲水，澡而浴之以去污垢。蚕将生，择园圃中好桑，树之屋上。蚕生三月，妇女祀蚕神，纳蚕于室中，谓之伏蚕。”
清乾隆以前，中国棉花的种植比较分散，清乾隆以后，由于南方纺织业的发展，棉花的生产和经营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出现了专业棉花种植区，如江苏的泰州、盐城，河南的巩义、许昌，山东的济南等地。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起，江苏各州县被批准开垦荒地，所以当时江苏地方志说：“花木桑麻，虽数千里之遥，朝夕可致。”从浙江、安徽流徙到河南的不少“机户”，在许昌县“依城乡之人开机织屡”，专门“贩运苏式机轴，雇工纺织”“于通庄中设坊，织绸缎、氆氇、毛呢，驾行货运，肩摩踵接，士农工商，裨益甚钜”。当地“土产花棉，其色白坚，可为布匹，民间用此棉花纺纱织褐，富室织为被褥缯绫”。山东济南无影山一带也是著名的棉花产地，“无影山为南北干道，车马穿梭，棉货云集”。湖南益阳的“茅田村布”，因质地优良而闻名全国，清诗人黄遵岩在《长沙竹枝词》中咏道：“北有荆州夏布床，南有用机造棉布。布从荆渚乘雁至，布暖徐俗知阳春”。
在清代，茶叶已是重要茶叶产地的主要商品。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在论及茶时云：“今茶之物，越州为上，杭州次之。”清代厉鹗在《余杭茶经》中称：“杭州茶出余杭、青山、天目山三区，今茶多者莫如径山，然其地去城区远，卖茶者多近地居人。”清《钱塘县志》卷二十五《土产·茶》云：“茶，诸山皆有，以天目山者为冠”。据清末《长兴县志》记载：“茶，松萝山的最多，出产以羊汤街最多，出产以孙家墩一带为最。”
在清代，玉材加工已具相当规模，乾隆七年(1742年)，地方官“集商民人等查核玉关税册，商民输税，许其制造玉器销售，免其纳商税”。此后，江浙地区许多商民即向玉关纳税，制造各种玉器运销各地。新疆和阗一带产玉，乾隆时开山下滩，设官采玉，专门制造贡品。由于皇帝和贵族需用甚多，所以商民获利甚厚，“高者值千金，下者值百金”。一些商人还远涉重洋，去印度、东南亚一带采玉，“南洋诸国，旧用棕索藤楷，牵曳商船。道光初年，舟至海南洋，置机器于船中，击木船数十下，木浆即发，又击之，行如射箭”。
清代，中国已相当发达的陶瓷业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宋元以后，受商业资本的影响，景德镇陶瓷业取得很大的发展。明代，景德镇陶业已经相当发达，除生活用瓷、陈设用瓷外，已能创造各种新品种，如青花、五彩、脱胎瓷等均闻名于世。清代改景德镇为浮梁县，属江西瑞州府。乾隆时期(1736—1795年)，青花、五彩和大红袍瓷器制造工艺进一步完善；胎瓷洁白精细，釉瓷如冰似玉。此时的瓷都景德镇已成为拥有40多个窑口、5万多个业户、10多万名工人的我国最大的陶瓷专业生产户。
# 内容：
布匹是纺织工业中的主要产品。在明代，中国已有织工和棉花种植，并有一定数量的纺织和编织业。但由于中国丝绸和棉花的产量不够供应，因而不得不大量进口。16～18世纪，特别是18世纪，欧洲传教士将中国的丝绸和棉布伪称其为“秘货”，以昂贵的价格向欧洲各国贩售。
1840年以后，中国布匹产量增加。1868年（清同治七年）上海设机布局，纺织业开始由手工劳作转入机器生产。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来，中国民族纺织厂纷纷建立。1935年，全国机器棉纺锭达450多万枚，生产棉花252万吨，纺织业从业人数300万人。在中国现代史上，纺织业曾是中国民族工业的重点行业。
1949年纺织工业部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纺织业的管理和纺织工人阶级形成的正式确认。从此，中国纺织业开始了在新中国崭新道路上的发展。
# 评价
至清代，中国最显著的经济特点即我国农业经济已经是商品性生产。清代前期，从事商业活动的主要是在农村中的富农和地主，还有城市中的商人生意人。这些人“见有利即乘时取赢，不顾他人之死活”。清代后期，我国经济规模越来越大，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农户日益增多。由于自然经济趋向瓦解，以经营粮食为主的传统农业趋向危机，而代之以集约经营的经济作物为主。到了清末民初，中国农村经济开始出现破产趋势，我国出现了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买办势力对农业的联合侵略。这时的农业已不是独立的封建自然经济，它是寄生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买办势力控制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
然而清代中叶以后，由于手工业和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我国城乡交换额日趋增大，这就为我国铸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市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