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简书法明月几时有？
一、历史背景 1.敦煌出土的文献，按其年代可大致分为早、中、晚三期：公元366年-420年为早期；公元420年-556年为中期；556年至敦煌毁灭（9世纪中叶）为晚期。早期的如《老子》、《论语》等，多是写本，字体隶楷相间或以楷书为主，字形大多方整，结体偏左，用笔大多方折；中期的多属官私文书，如簿籍、账目之类，也有写本文献，这些文书多为墨书或兼有墨迹与刻辞两种书写形式的《急就章》，还有少量的草书，这些文书反映了北朝后期的书风对敦煌地区的影响；晚期的文书类文字一般多用草写字，这些抄写的文字，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书体，也是今天研究汉简书法的主要对象(详见《敦煌古藏文文献》)。
2.新疆罗布泊所发现的楼兰魏晋时代的简牍遗物，据考察，约有千件以上。内容分三类：一是书信，二是公文，三是日记杂录。其中以纪年书信最多，纪年最早者为公元前五年，最晚者当在公元三二四年左右。这些资料为我们了解三国至西晋时期的中国社会风貌提供了重要材料。另外还有一些木简，系公元四世纪时的高昌戊己校尉和戊已校尉部屯田吏卒所遗留下来的。其内容多与经济生活有关。这些简牍上有的用汉字书写，更多的则是用汉字的隶草或今草书写而成。这种文字被学者们称之为“汉隶之奇变”、“汉魏隶书之气韵”，甚至认为“比之汉简，更为可观”(详参冯忠杰撰著《中国书法史·两汉卷》第87页及图版111－115页)。
3.甘肃酒泉、武威等地曾发现过大量汉代的简牍。其中于1931年在酒泉出土的《仪礼》简，其内容、体裁与传世的战国秦汉竹简相同，为研究古书的流播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同时出土的还有《孙子兵法》简，其书风介于秦篆与汉隶之间，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综上所述可见，自战国时期开始直到隋唐时期的数百年间，中国的书法一直是处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而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隶变为楷的过程；另一方面便是由篆隶向楷行草嬗变的历程。
二、作品欣赏 1.王粲《出卫奏记》残纸（西晋） 这封尺牍原载陈国符先生编著《敦煌写的晋唐人简牍钞本》第四册第415～419页，后收入《中国书法理论史》下册，刘熙载撰写序言说此札"遒丽可喜"(见该书第840页)，并称赞它是古代名家的精品之作："若夫魏晋之世，虽犹未有唐人之意韵、宋人之生动，而笔情所寄，已有不泥于质实、不滞于形似者矣。此如清谈之徒，语必玄远，而不溺于浮华；风流之辈，态若自然，而不流于轻薄，即所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者也。"
王粲的书法虽无确切的传世作品，但从这封书信的残简来看，他的字体属于隶书，结体严谨，笔画遒劲，已开今草之先河。 2.索靖《出师颂》卷(东晋) 这件法帖原载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书法作品选集》第二册第76～81页，作者以雄劲刚健的笔法描绘了出征前的军容，表达了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情。后人赞其书法曰： "神妙无双，冠绝一时，古今不见手也。" 由于这件作品的书写时间已经临近魏晋之际，所以它的笔势已有了明显的变化，但字型仍以隶为主，故有人称其为"真隶相兼"的艺术样式。
从作品中还能隐约看见篆籀的气息，这是后来王羲之、王献之以及唐代书家们的共同优点，同时也说明了它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独特地位。 3.伯希和本《曹全碑》(东汉) 本帖出自法国人伯希和之手，因其曾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工作，因此人们又将这类法帖称作"巴黎本"，现收于《中国古代书迹全集》第一册第26～31页。清代大书法家伊秉绶说："唐太宗论书法得羲之之体，尽羲之之致，可谓知言。然以余观之二王诸氏，皆善行书，惟《曹景完碑》最为称善。……《曹全碑》书法，自唐以来，无不推重，历代赏鉴家皆有题跋，至今海内藏碑刻者无不知爱。"由此可以看出《曹全碑》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