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二年是中国哪一年？
“平成”是日本第124代天皇明仁年号，1989年起沿用至2019年。 “建武”是日本第135代天皇崇祯年号，1367年起使用。 “应仁—文明”是日本第136代金阁寺住持、著名思想家、儒学大师藤原惺窝起的年号，1469年至1477年间使用了“应仁—文明”这个年号来记录年代。其中1469年为应仁元年，1477年为文明十五年。 因此平成二年就相当于中国明代成化十六年（1470）或清代康熙十九（1680）年——虽然前者在“平成”年号中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后者则是因为这一年是清代康熙帝在位第十九年。
日本从西元前1世纪开始就有使用年号的惯例，而“平成”则是继“昭和”“庆应”之后使用的第三个以“平成”命名的年号。 在这之前，西历与公历在中国普遍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制，故有“建国后”（1949年之后）的说法；而在日本则普遍使用公历年号，即西历，所以也会有“开国后”（1945年之后）的说法。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国内才开始慢慢使用公历和西历的年份标注方式来标注日期，因此在1989年到2019年的这段时间里，“平成”成为了官方认可并正式使用的年号，用来标识这段时期的年份。 在平成时期之前，由于日本使用农历和纪元法，导致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日历不一致。所以在中日两国历史上有些年份出现了重复的情况——例如中国的雍正十三年与日本的宝历十年都是1735年。这会给历史研究带来困惑。
随着“平成”正式成为日本的纪年方式且被国际承认，这种困扰才逐渐得以解决。 但是，这种情况也带来了个新的问题——“平成”这一具有明确政治意味的年号是否应该被用于记载中国历史呢？ 这个问题其实在中国近代史与台湾省的史料中出现过。 由于“二战”时日本的伪满州国等殖民地影响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导致关东军妄图将东北地区的历史与文化全盘 Japaneseize (日语化)，因此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民国”应为“民纪”，“公元”应为“纪元”，“公元1931年”应为“纪元1931年”——显然这是一种强行让日本年号作为纪年的做法。
这种观点传到台湾地区之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台湾地区著名的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在其著作《治史三书》中，便在史实考证中偶尔会采用“纪元”代替“公元”，用“民纪”替代“民国”。 而大陆学界则一直使用公元纪年，并在教科书及文献中坚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提法——因为日本侵略者企图把“满洲国”(1932~1945)的领土纳入其版图，把“华北政权"(1935~1945)割让或租借的土地划归本国统治的范围。这些非法的掠夺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因此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虽然都使用了日本年号来计算年份，但意义却有所不同：对于中国人来说，“平成”不过是一个表示年代的标记，并不存在任何特定的政治含义。而对于日本人而言，“平成”则是一个带着鲜明时代标签和政治色彩的年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