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六年是什么样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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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就曾提出了“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1926年,黎锦熙在《今文观止序》中曾经说过,在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时,“现代文章家最推服者,黎庶同,蔡元培、陈独秀也大推之”。1931年12月,瞿秋白发表《〈鲁迅全集〉题词》:“为了生活的需要,为了要使人看,读书,思索,写字,设计,研究,实践,……必须要有一支流畅的,灵活的文章笔,与时代的节奏一致”。文章在1960年选入高中语文教材第十册,当时题目改为《读〈鲁迅杂感〉略意》。1939年7月4日,郭沫若在《新创的诗与散文:解放了大地的激情》一文中,称鲁迅“是现今活着的最有为人类心灵而燃火的人”,在鲁迅逝世一周年时,他再次称许“在他的面前,我只是一个孩童”。1941年1月,沈从文在《论读书》一文中写道:“我平常阅读报纸,对于学术上或文艺上的新闻与批评,绝不取注意。因为我相信对于一般努力在这个时代担负思想领导责任的人们,尤其必须以整个精神来克服这个时代种种困难,来坚定自己见解与立场的人,必须努力用自己的学殖来充实。”

其实,蔡元培等人并非没有注意到白话文。1917年初,北大就已经开始试用讲义,采用简体的字。1919年2月,陈独秀在日本创办《新青年》,开始大力提倡白话文。3月,李大钊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推倒陈腐朽败的词汇,建设新鲜活泼的文词”,“推倒陈腐朽败的文章式样,建设新鲜活泼的文章式样”。与此同时,周作人、沈尹默、刘半农等人也积极响应。1920年起,瞿秋白、魏建功等人创办了《俄文月刊》、《新俄画报》等:此时,北大已经规定本科二年级以上的学生须学一门外国语,《俄文月刊》刊行的目的便是为这些学生之用。1923年5月,北大《文科教学计划表》中赫然列有“礼拜一,四,七外国文(俄、德、日)”;在此之后,又陆续编成《东欧运动史》、《德国文艺思潮》等书。不过,这些仍属个别现象。

在教育部发布的《第一次全国学校教育改革论》(1923年4月)以及随后出台的《学校系统实施计划纲要》(1923年6月)中;在1923年9月发布的《新学制教学大纲(草案)》中,都严格规定了各阶段的语文教学目标和所用教材:小学国语科应“使吾族国民之道德、知识、能力,诸方面皆注重发达,以图造就有效率之国民而维新政府”,“使用课本,暂以部定小学汉语课本为必要教科书”,并规定有“习惯阅读”一项。中学语文科应“使初中之国民,有认识,了解、研究、批评之阅读习惯,养成能自读中国书及外国书之能力”,“必修科均以常用之语体文为基本课本”,“选修科,得阅中国古籍一种”;大学“国文系本科学生,除普通教学外,应于三年级以上,分别加入古书选读与论文研究两种”,“预科学生应于三年级以上,加入历史研究、地理研究及论文写作三种”。

以白话文为革命新文化运动标识固然不成问题,但从国家教育体制的角度来看,当时中小学的国语教育仍然继续沿用传统的文言文,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要课程还是以语法辞章等为主,而没有明确而系统的现代汉语言文学教育。而这一状况一直到1935年底,教育部推行“国民教育”、“国民通识教育”和“综合科学教育”后才略见改变:初中毕业后,“欲升学者,得入场卷;未升学者,皆入职业二科;六年制之幼稚园、小学、乡村补习学校,得升学或就业”。小学课程“以童子生活动为教育之中心,以实施国语、国文科及其他社会实践为教本”,中学课程“以科学基础教育为纲领,以实施普通科学、本国语文、校外活动为教本”;大学的“二部制”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社会科学、中国历史、哲学、经济学等。

1936年,《教育部中学课程标准》指出:“中学课程以实行社会主义之民众教育,使青年一般健全之人格,树立忠爱国家之观念,并为将来成为合格之国民而育德、智、体三育并重,社会、自然科学与日常生活之实际训练等项,为教学内容之中心”。中学应为高中生升学做必要的准备,并注重学生在社会上或工厂、农厂中工作之训练及实际生活之修养。大学“以学生社会生活之训练及学术思想养成之,以备从事研究或有实用知识之必须”。

1941年1月,中央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陈望道发表了《平民教育之危机》,指出:“‘平民教育’真象,乃是少数人自娱的集团训练,不是多数人自主的普遍育才。”中国之所谓平民教育,并不是美国之“自求兴趣之智识训练”(Self-teaching Interests Program),也不是英国之“一般知识普及”(General Extempore Reading),也不是俄罗斯之“终身教育”(Vseobshchaya Sreda Zhizna),而是“以平民教育为名称之集训运动”。当中国办起了“平民教育或基此名之运动”的时候,它“已如日本之乡村运动、德国的民本主义运动、法国的劳动骑士团的运动一样,成了少数特权阶级的掠夺工具了”。

就在这一年7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制定了《县政建设纲要》。其中第三十二条为:“对于小学校学生,应于课外提倡休息,并鼓励自学,使对课外科自,发生兴趣,以辅课内教学之不及。”第四十四条为:“师范学校应请辅导乡镇之机构,协助实施乡村教育新运动。”1946年,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侯仁之曾指出:“现代中国文学系对于实际问题的关心,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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