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爵杯价值多少？
先看看这个“爵”是什么，再来讨论它值不值钱的问题。 商周时期，贵族阶层喝酒是有规定的，喝什么酒、用什么器皿很有讲究（参见我的文章 ）——只有天子才能用鼎烹煮祭祀用的酒，诸侯王可用卣，大夫用罍，士用觯，庶人用觚。用爵的是天子或诸侯的国君，国君在祭祀和招待大臣的时候才能用爵，且只能用漆制或黑陶制的无流爵。
殷墟的考古发现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天子及诸侯国的国君墓中随葬了大量的酒杯，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任何酒杯流出的照片或者铸铜的模型。可见礼器中的酒杯都是没有流口的。 这样讲究的饮酒仪式是为了适应酒曲发酵技术尚不完善的时代需求而形成的。因为在那个时代，一次性的酒杯是无法满足贵族阶层饮酒需求的，所以“爵”“角”“觚”等才有了“饮器”的意思。
既然饮酒工具是在礼器中才出现的，而且只有国君级别的贵族才能使用，说明“爵”在商代还属于比较少见的饮酒器具，不可能普及到庶民阶层。那么一个这样的东西能值多少钱呢？ 我想首先考虑的问题是：这个东西的价值取决于它自身的品质，还是取决于它所在墓葬的性质？ 如果说陶器本身的品质决定了其价值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说这件东西非常值钱了——因为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漆水杯（可能的功能是酒具），并且制作极为精良。如果说是青瓷器的话，那更加显得珍贵了。 但问题是，这只杯子最重要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材质或工艺，而在于它是一种可以证明中国早期国家制度存在的文物。
如果说这件器物所代表的意义还难以估价的话，那么我们不妨来看看和它一起发现的另一种小器具——玉圭。这件玉圭的形制和尺寸都表明它是用于祭祀的玉器，而且上面的纹饰显示它是祭祀时用来盛放黍稷的——“上弦圭三，中珪二……下圭六”。 《礼记·月令》中记载了周代的祭祀制度： “仲夏，祀五帝，方色朝日，五色朝月。”汉代郑玄注： “朝日以俎兼奠；朝月惟瘗。”清代孙诒让考释这句经文时说： “盖谓四时之月，各以其所主之色为朝暮之正色者，惟有春月、秋月的上旬而已。孟春、孟秋每月初三曰‘朝日’，初七日‘夕月’。仲春、仲秋每月初二曰‘朝日’，初七八曰‘夕月’。季春、季秋每月初一曰‘朝日’，初六曰‘夕月’。 ”
根据这一记载，我们可以知道，这件玉圭应该属于祭祀用品，且是在二月、八月的第一天和初七祭奠时使用。如此重要的祭祀品，从材质上说，应该是帝王级别的，即非王即后。然而，这件玉圭的形状并不是完好的柱形，而是上面宽下面窄，这在古代象征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是非常规整的。
这样一件小玉器价值如何？ 我们看一下同时发现的另一件玉器——玉琮。这件玉琮有像柱形的内孔，适合作为祭祀时的载器或摆放物品，但本身的价值要比这件玉圭差多了。 为什么同是祭祀用品，玉琮的价值比不上这小件的玉圭呢？ 原因就在于玉琮虽然可以作为祭器，但它只是地方土著贵族使用的土器，而不是礼仪制度规定等级的器具。 商代的统治者是严格按照祖先创造的礼仪制度来规范自身和社会行为的，商王朝尽管已经具有王室的权力，但却只能使用青铜器来做礼仪用的祭器。这就使得商代贵族所用的某些玉器具备了一种官方认证的象征意义。 而春秋战国以后，列国纷争，社会动荡，礼乐征伐自天子而下皆有所出。到了这时，贵族们才能使用玉琮、玉璧一类的玉器。春秋战国的玉器虽然在形制上和商代的有异，但其价值却来源于它们所代表的等级和地位。 综上，这件“爵”（或者说漆杯）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它是一件罕见的酒具，而在于它是一件可靠的商代早期（祖乙、沃甲、武丁时期）的礼器证据。仅此一点就足以使它成为无价之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