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二胡声音好不好？
提到二胡，很多人觉得这是件充满忧伤的乐器。其实不然，在悠扬的二胡声中，既有绵绵的忧伤，也有淡淡的喜悦和浓浓的幸福感。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民国时期，二胡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一部《乌龙山剿匪记》，让二胡曲《江河水》走进更多普通百姓家。在电视剧中，一位老乞丐在河边拉琴，偶遇匪首张树声，与之对琴，便有了之后的《江河水》。《乌龙山剿匪记》热播时，恰逢“文化大革命”开始。一曲《江河水》，让许多音乐家重新走上舞台，也让更多的老百姓记住了这个来自民间的乐器。此前，二胡只有在京戏和民族音乐中才有，《江河水》让世界听到了来自东方少数民族的乐音。
作为“拉弦乐器”，二胡在清代中期出现并风靡全国。据近代二胡名家郭遇山先生考据，认为二胡是从蒙古地区传过来的，在清代的戏曲戏班中已有此戏乐。清代文人李斗的《杨州画舫录》中曾记述：“胡琴奏乌尔翰（即二簧）……乃蒙古长寿王之乐器。其声悲以厉，与之马头琴（即胡笳）、二弦笳，并称蒙古三弦。”但到了19世纪下半叶，“胡琴”已经除了弹弦乐，也指拉弦乐器。
1927年，“华兴乐社”在天津成立，乐社中有很多人是原“庆乐社”的艺人。“庆乐社”解散后，琴师魏沉和一批演员到“育幼院”养伤，他们中不少人后来加入了“华兴乐社”。“华兴乐社”采用新舞台制，以北京与天津为中心，演出地域包括山东、河北、河南等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兴乐社”在天津演出《铁门关》，在南京演出《李慧娘》，对日宣战。第二年，“华兴乐社”改名“中华音乐新社”，继续抗日前巡演。直到35年底他才又回到天津。
“1936年夏天，到了上海，又和程善之、张正宇等组了个‘飞虹歌戏团’（当时有‘飞虹歌舞队’，因为要唱歌剧、音乐会，便添了些弦乐队，有五六十人），我在里面专拉二胡。没想到，这才真正触到了最先进的小乐队艺术，也见到了许多真正谈音乐的同行——那都是些大师级的人物，费文杰、萧友芹……我的眼界敞开了，二胡的音韵和表现手段都丰富了许多。”
从郭遇山的话里，我们可以知道两个信息：一是20世纪30年代初，拉二胡的还不多见；二是那时的人们对能拉出“好声音”的二胡名家知道得并不多。
“好”声音什么样儿？
其实，早在1925年，郭遇山就在天津的“广春茶园”拉过胡琴，那时他12岁，人家叫他“小神仙”。后来，他跑到北京，在“第一舞台”拉戏码，1930年又回到天津，在“庆仁戏院”（后改名“庆乐戏院”）挂牌。挂牌的条件是，前一日要拿演出的戏码去“新舞台”售票处报明，请他们为该戏写一则引人注目的广告。
“1935年末，我应‘长城戏院’之邀，去那里演出了半个月，演完一出《抗金兵》后，天津《政闻报》的乐评家李树鼎写了一段乐评。
“‘长城戏院’新到一位戏员，叫郭遇山。他是从天津‘庆乐’戏院调过去的。这位山叔的扮相，中等身材，白净脸，阔约角，头戴圆帽，身穿长衫马褂。他拉的是胡琴，奏的是拉弦乐，别的不敢说，单这一份‘弓法’，在拉弦的席上，可不可以说是压倒一切呢？
“《抗金兵》这出戏，唱的是大将岳飞的故事，其中有‘扫北’一出。过去这出戏都是大锣大鼓的重唱，现在经山叔改编，把老调换新调，用小胡琴来表现。‘打黄州归’一场戏，原来用马头琴，改用胡琴；‘洒泪沙场’一场，用二簧串，‘杀妻’一场用西皮串，大唱大奏，小唱小奏，间用乱弓、散韵。
‘长城戏院’的位子是坐北朝南，正面看台上，右边是池子，左边是过道。这一段演完，观众给我鼓掌，李树鼎先生这样写道：‘由钟灵鼓乐，烘托出这位青年胡琴名手的神韵来，才真正达到了娱乐观众的至高境界。’（李树鼎《〈抗金兵〉观后》，刊1936年1月《长城文艺》）
这段话虽短，却十分中肯。郭遇山拉的胡琴，有头有尾，有张有弛，高潮处如骤雨狂风，静处似蜻蜓点水，恰当地刻画了一些人物的内心活动和复杂情绪，又烘托了舞台气氛。特别是拉得更好听的‘丝弦’，将人物的情感和整个舞台气氛都升华了。
从这段评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早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胡琴已成为专业演员和剧场行当，拉弦的艺术家也被称做戏员，并有了评价标准：“把老调换新调，用小胡琴来表现”，这“新调”，就是胡琴音乐的表现力。“从听众和观众们的反应上看，郭遇山在舞台上拉的好胡琴，确实是令许多人大大出乎意料之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