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参赛作品二王的少？
王羲之与王献之的学书道路
王羲之在书法上之所以取得了这么巨大的成就，首先应当归功于他自身对书法矢志不移的追求与学习，概括的说王羲之在学书方面有以下几点值得后人学习：好学、博取、创新。
王羲之对于书法是十分好学甚至是痴迷的，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王羲之学书法很勤苦，“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并且他对书法非常痴迷，以至于“废寝忘餐”，把书法看成和吃饭睡觉一样的重要事情。王僧虔《论书》说王羲之是“天质自然，风神盖代”，但要论王羲之的先天之才，恐怕比王羲之更具有先天禀赋的人也大有人在，然而他们的成就却远不能与王羲之相比肩，究其原因，王羲之对书法的超乎常人的热爱与好学应当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好学的态度是王羲之学习书法的前提，而博取古人之所长则是王羲之得以融会贯通最终形成自家面目不可缺少的途径。王羲之学习书法从与自己有着血缘之亲的卫氏家族入手，“少从卫夫人(正)书”，其后又向“张芝、鐘繇诸家取法”，尤其对于张芝与鐘繇，他都曾作过极为精细的临摹和研习；并且对其余“群贤之作无所不掇，遂以书冠时俗，钟、张以下，迄于元常、与卫氏并驱争先”[1]。博取各家各派之所长使得王羲之能够“采古今之法，为魏晋风流”，从而能够形成自家面目，达到“古今莫二”的境地。另外，王羲之在学书的时候，并不仅仅只限于对笔法技法的学习，还注重对古人立品作人的学习。他在临鍾繇《宣示帖》时深得其传，卫夫人问其中缘由，王羲之对曰：“古之章章法最紧，所以难及也。”他能够深刻的认识到古人书法形质易学而神采难求，章法紧到难以企及的地步，而章法的紧得益于人品的紧实与高洁。[2]
王羲之在学书的时候不仅取法乎上，极重博取，同时还敢于质疑批判古人，勇于创新，敢于破除自己习以为常的固有书写习惯，不断探索新的书法表现技术。他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就对卫夫人的《笔阵图》提出了质疑，同时还在《自论书》中对自己进行苛刻的自我分析。王羲之敢于不断质疑批判古人，其《用笔赋》就是在对卫夫人的《笔阵图》的批判和继承的过程中诞生的。另外，王羲之在书法领域对前人敢于进行继承和创新，在行书领域中，王羲之对行书进行了非常精细的梳理与开拓，以二王行书为代表的“今样”行书在王羲之手上臻于完美，成为历代不断临摹借鉴的法书典范。
王献之在学书的道路上从王羲之这里继承的最大遗产是学书的态度与方法，他同样好学甚至是痴迷于书法，“王献之少学书，笔力不佳，语羲之曰：‘古之章章法最紧，所以难及也。’羲之乃以章(十)纸授之，令自书。仍答笔力不足，当称疾求书’”[3]。王献之的这种好学态度与方法是从王羲之这里继承而来并同样沿用下来的。王羲之和王献之在好学态度与方法上的相同，使得他们在书法学习方面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临摹与创作并重，“二人又善于临制，从真楷到行书到草书无不兼善。尤其是他们的草书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水平。王献之曾经把王羲之的草稿(草书上虞帖》掺杂在自己的书帖中给桓玄看。桓玄仔细鉴别，以为这幅《上虞帖》出自王献之的手笔，王献之连忙解释《上虞帖》是王羲之所写，桓玄仍然不相信。王献之无可奈何，又把《上虞帖》拿给王羲之看时，羲之也误认为是献之的手笔，于是对桓玄说道：‘此是吾少时恶札，长儿当那得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