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书法风格是什么？
关于董其昌的帖学理论，他在《画禅室随笔》里说得最多、最细 ；在论书法方面，他提出“书莫妙于书钟王”（《笔尘录》）的观点与米芾相近，但又认为：“晋人多能书，唐人多能书，唐人惟颜鲁公书不及晋，此余所独见也’（《画禅室随笔·评书》）这种看法虽然有点偏激，却是他继承“二王”一路书风的依据之所在。 关于他的书法艺术，历来都有不少评论，或褒或贬，众说纷纭，但有一个基本事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从明中叶到清初这一百多年间他的影响最大。董其昌的书风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过很大影响，特别是在明代和清代前期的书法界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明代中期以后的著名书法家如陈道复、文征明、祝枝山以至晚明的黄道周等无不受到了董其昌的影响。董其昌在世之时及其身后的一百余年间都享有很高声誉。直到清代中期的乾隆帝时，由于当时提倡碑学，才逐渐为人们所冷落。直至清末民初才有许多人重新评价董其昌的书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当推晚清的李岳瑞和民国时期的康有为。前者称赞董其昌为“南宗第一流人”（李岳瑞著《春冰室札记》卷三），后者则称誉他是“千四百年以来一人而已”（《广艺舟双辑》卷五)
董其昌的艺术实践集中地反映在他的书法作品之中，这些作品以行草为主，兼有行楷、楷书，比较著名的有《秋兴八篇》、《戏鸿堂帖序》、《节临兰亭序》、《草书诗册》、《行书杜甫诗册》以及《蜀中十二帖》等，此外还有许多尺牍、墨迹存世，可供参考，其中有些作品已收入各种法帖中，可供借鉴，我们这里就不多介绍了。下面就着重谈谈他对后世有较大影响的《蜀中十二帖》和《草书诗册》两种代表作。
董其昌一生曾三次到四川云游，第一次是在嘉靖三十三年至万历元年(1554-1573年)之间；第二次是在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1589-1596年)左右；第三次则是晚年于天启二年(1622 年)再游夔门时所写。在这两次游途中他留下了不少墨迹，其中最著名的要算《蜀中十二贴》了。这十二通尺牍是董其昌在旅途中写给友人的信札，除《蜀中十一帖》外都是他游三峡时的作品，时间前后相隔十几年之久。
这封尺牍中有五件是行草字体，其余七件是楷书。这十二帖的内容主要是谈他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并叙述了他对山川景物的观感以及对古人遗迹的感受。
例如第四通是董其昌游三峡时写给友人高应奎的信，信中谈到沿途见到古代名人留下的石刻甚多，可惜大都被风雨剥蚀得不成样子，令人惋惜！他还顺便向友人介绍了自己沿途的一些见闻感受，诸如：古柏被雷电击后反而长得更加苍翠茂盛等等。
第七通尺牍写于万历十九年三月十六日， 内容是董其昌将这次行程所写的诗文稿本寄给友人之作，其中一首便是后来被收入《古诗选》的《夔州雨晴》。 这首诗前有小序写道：“仆自三峡下荆南，凡四十日而抵江陵。时春初，风日美，乃乘舟出峡。又经旬始达夔府…….” 董其昌在这首诗中还描绘了长江两岸的景色：“巫山朝云暮雨，神女之庙，今犹在。白帝城头，与巫山相望。峰峦巉岩，皆石壁；猿狖多，多攀缘而集。每舟人夜静不敢鸣棹，盖畏猿猴也……” 由此可见董其昌对自然景色的观察是何等细致，而且善于捕捉景物给人的独特印象，所以他的诗文才能如此生动逼真。 在《蜀中十二帖》中所收的其他几件作品中也都具有上述特点，读者可以细心体会一下其中的奥妙。
董其昌除了重视对王羲之、王献之等书迹的研究以外，还特别推崇张旭、怀素等的草书。因此他从中年起即专攻草书，并以狂草为主，力求变化。
下面要介绍的这本《草书诗册》就是他晚年精心撰写的又一佳作。这部草书作品是以杜甫的《秋兴八首》为基础写成的一幅长篇巨制。从内容上看，它既是作者自己旅居京城的见闻记录，也是他对于现实社会的一种感怀。就形式而论，它与作者另一部以古诗为内容的《草书杜诗卷》相比各有千秋，但却表现出同样的气势和神韵来。
《草书杜诗卷》共收录了杜甫的五言律诗和绝句七十首，而《草书诗册》则只选了杜甫的七言排律《秋兴八首》。不过尽管所选篇幅不大却足以使人欣赏到作者的精湛技艺了。首先，这幅作品的正文部分基本上没有使用任何标点符号，只是偶尔用一两个字代替全句或半句之意罢了；其次是从整体上来看这幅字写得十分流畅且又错落有致，给人一种轻松和谐的感觉。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该书的结体相当紧凑，很少有舒展开来的字型存在，即使是有的话也只占了整个字的很小一部分空间而已——这正是董其昌所谓的“密不透风”之法使然吧！总之这是一份很值得细细品味的佳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