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形容书法家？
“书如其人”是中国书法理论的公论，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古人是怎么说书的。 宋代赵明诚在《金石录》中谈道：“古碑文绝妙者，往往在荒烟野岑，落叶枯棘之间；此时意趣迥绝，而往来客犹觉得可赏鉴。至若张杨广重华观碑、唐太宗泰山碑及李斯《峄山碑》又皆立于平地隆盛之处。凡此乃所谓善墓者也。（按：意思是这些碑刻大多立在大墓旁，或是帝王的陵前）” “故自唐以来，论书者必称晋魏。然晋魏之际，人的不同，书亦各异，况后之摹仿者乎！今欲考魏晋笔迹，岂可得哉？惟观唐刻二王法帖，当知六朝笔法。如《兰亭序》等，是晋人正书；《圣教序》为唐太宗时所刻，其中多唐贤笔迹，可借以拟晋人草书。其本唐人临写，故不能备得其真，然亦庶几近矣。” 在《金谷园碑跋》中说：“余尝见米元章云‘石晋时拓本最佳’，又《墨池编》载欧阳公《集古录》曰：‘石刻始于魏大司马曹真之碑’，可知其来远矣。且自汉末以来，名士竞为之词，虽真伪相杂，要未始不有可观也。”
欧阳修在《集古录目·序》中有这样的论述：“世或传古文谓之遗字者，言武帝时得古碑，文字似隶而法绝今隶，帝命博士作其解，无可释者遂谓之古文。其说出于《韩非子》，然则此字盖秦时有而人不见，至汉而出土，独以其时语解之耳。” 北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论古旧精拓本》中说：“唐初有徐偃王碑，开元中，吴人施敬本于终南山下取之，得数本，藏之家。又有东晋王献之《洛神赋》墨迹，亦有善本流传。”
元代汤垕在《画鉴》卷三中指出：“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唐人尚法，学之既久，人人能法，但取法之高下，识见之优劣，各有所归耳。” 元代吾丘衍在《学古编》中指出：“右军书贵而不贱，法而不匠，变而行之，异而正之。盖右军之书，无往不复，无垂不缩，如屋漏痕，如折钗足，所以为法。”
明代董其昌认为王羲之书法是“百代之师”，他说道：“右军书，笔笔起处皆落笔，收处皆着脚。今人动谓落笔着纸即为起笔，提起即为收笔，岂不谬哉！” 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说：“晋人无墨迹传世者有二帖，一为钟繇《荐季直表》，一为王羲之《乐毅论》，俱被称于古今。” 刘熙载又说：“汉魏人书，笔笔著纸，晋人则笔不出纸。”
清代梁同书在《频罗庵论书》中写道：“右军之书，用笔如锥划沙，如印印泥。” 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说：“羲之之书逸少，其正行是也。故曰‘一笔而成’。” 他又说：“羲之书如瑶林琼树，清新超绝。此其天分高迈，固非他人勉可得而及。每览晋书称羲之‘尝白事宣事，远使京师，还过洛下，公卿已达众庶咸共观瞻，以为羊欣之伦远远不及，以此参之，可谓超绝也’。”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里说：“右军之书，以圆笔胜，乃合篆隶之中宗。”
近现代学者马叙伦在《书法略论》中写道：“盖昔人之言曰：晋、魏书，体用偏侧，故以侧笔书之。然不知正者，偏所从出也；斜者，正之对也……其源出于汉隶，而变于魏锺、卫、索诸家，一变至于正、草之分，再变至于颠、素之合。”“故书之派流，莫不以正、草、篆、隶为宗主，推原其始，则莫不归于汉隶，此不可不知也。” 马叙伦又在《书法概论》中说：“夫书之为物，虽以变化无穷，而其基本不外于二：一曰正，二曰草。
盖二者皆为实用，故不得不如此。”他还在《书法述要》里这样说：“盖篆、隶即正书之初祖，楷、行、草即隶书之后裔(楷、行二字不分，盖后世楷、行通用)，由隶书而为楷书、行书为顺，由楷书、行书而为隶书为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