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时候把德国称为什么？
国民政府时期，对德关系经历了一个“从敌视到和解，再重回敌视”的过程。 1935年1月，国民政府与德国签署《德中友好条约》及四项议定书。根据该约，德国同意在华投资建厂、开采矿产；帮助中国修筑公路、铁路，提供经济援助和军火；派遣军事顾问，协助训练中国陆军；在华北、华中和西北地区建立空军据点等。这些条件其实是有利可图的，因此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欢欣鼓舞，他们甚至认为这是德国对中国“特别亲善”的象征（严中平《中华民国货币通历》）。 但是好景不长，1936年年中，由于国内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德国担心由此影响其侵华政策，遂开始疏远中国。1937年初，又因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为了同意大利共同对付苏联，遂将意大使鲁索召至柏林，令其向意大利政府表示，德方愿以武器交换租借的殖民地（张仲仁《战云密布下的中日战争》）。这实际上表明了德国即将背弃与其结盟的日方，转而支持苏方。
此时，抗战已处于全盛时期，而国民政府的外交选择也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继续追随英美，还是倒向轴心国。如果后者的选择最终占据上风的话，那么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就势必随之改变。 幸运的是，日本军部为侵苏做准备在蒙古境内袭击并俘虏苏联军队的行动泄露了。此举不仅使希特勒大为光火，认为日方的行动完全破坏了德苏互不侵犯的协议，而且也让一直在努力保持中间立场的国民政府看到了希望，开始积极寻求与英美加强合作。1937年中，美英两国分别应国民政府之邀，派出代表来华讨论援华事宜。至此，国民政府的对外战略开始由“联德抗俄”转向“联美制日”。
当然，这种转变并不是立刻就能实现的。一方面，作为二战中唯一没有被侵略的国家，美国始终不愿与中国政府正式建交，因此双方往来必须通过中立国作中介。另一方面，尽管国民政府已经决定倒向英美一方，但并不愿意就此彻底得罪一向对其友好的德国，因此在对德外交上仍然表现得相当克制。例如，当德国抗议中国接收德国驻天津领事管辖区时，国民政府仅发表措辞轻微的声明，表示重视德方意见，便不了了之；而对日本则针锋相对，强烈谴责其侵略行径（王铁崖《中外关系资料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