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五花是哪五种花？
关于“民国五胡”的说法有很多，这里列举几种比较流行的说法： 说法一：“汉民五胡”说。 指生于民国、长成于共和国的“六零后”“七零后”这代人。这些人在文化记忆上具有强烈“汉民族中心主义”的特征，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童年时代最崇敬的偶像就是汉民族的杰出人物——岳飞、文天祥等抗金英雄和民族英雄。由于近代以来列强入侵、军阀混战导致国破家亡、民生凋敝，这些人在心灵深处也烙下了沉重的家国之痛。他们中的很多人将自己比作“无根的花朵”——虽然生活在当代中国，但缺乏足够的“中国文化认同感”。 在文学作品中，这些人的精神世界常常被描述成一片荒芜的蛮荒之地，需要由外力的唤醒（参见王蒙《红色爱情》）；而在电影、电视剧中，这种“外来的力量”往往会以共产党的革命者形象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共产党人的到来让这些人看到希望的曙光，正如老舍所说，“是它(指共产主义)给了你生命，给了你这青春，在你疲乏的时候加给你力量”。在很多人的精神世界中，共产党像母亲一样伟大而充满温情。
正因为如此，在民国时期出现的很多文学作品都饱含着一种“反帝”“反封建”的激情和憧憬美好未来的希望之光。比如张恨水的《啼笑姻缘》、沈从文的《边城》和《长河》、老舍的《骆驼祥子》与《四世同堂》、巴金的《家》以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等。 说法二：“夷民五胡”说。 认为“民国五胡”说的是来自西方的文化侵略。这一说法将林林总总的“西学”(科学、民主、自由、平等)派往东方的大使们比附为古代的胡人，认为他们的到来像野蛮人入侵一样破坏了我们的传统。这些“西方的野蛮人”带来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玩意儿”——汽车、火车、摩托车、电影院、照相馆……当然还有让他们乐不思蜀的西洋镜(电影)和足球。
为了抵制异类的诱惑，捍卫传统的纯正性，一批具有强烈爱国情感的志士仁人开始了艰苦的抗争。他们在文化领域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如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语言之争(国语统一和罗马字方案)、古文字研究、国学编纂及印行、考证学兴盛、碑刻拓片…… 尽管“胡风”来势汹汹，但“夷民”们并没有能够完全得逞。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古老的华夏文明并未被轻易征服。一方面，传统的延续并非一帆风顺，新文化与旧道德的冲突从未停息；另一方面，西方文明的某些元素通过内生机制逐渐内化到了中华文明之中并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基因。于是，一个有着旺盛生命力和巨大包容性的全新文化形态应运而生——“文化大革命”之后形成的“改革开放时代”仍然继续承继着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